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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见】“挂号难”背后,三个你不知道的细节

2019/8/14 5:26:54

【观见】“挂号难”背后,三个你不知道的细节

无论是前卫生部长黄洁夫感叹儿女急哭了,还是女孩痛斥号贩子被卫计委主任感谢了,挂号难这件事,牵动了大部分有就诊经历者的神经。

 

根源,当然在于供求不平衡。但在这个“绝对正确的答案”之外,复杂性又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医改”就是一团乱麻,要不怎么是全球问题呢。

 

观见作者尝试梳理“挂号难”背后的三个细节,老问题里也有新变化。

 

 

【刚需?】

 

不少人痛斥挂号之难时,可能忽视了一个细节——是不是非得挂“专家号”不可?

 

一位医生朋友分享了一件真事。她的一位圈外朋友请她推荐治疗鼻炎的好专家。据称是其父被鼻炎困扰多年,在安徽当地就诊无效,最近加重,期待来上海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医生的第一反应是:鼻炎真不是什么大问题,千里迢迢看鼻炎,实在是大动干戈!但从对方角度,父亲病症加重,担心会有其它问题,又似乎是“刚需”,只能耐心帮其筛选。

 

由于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已实行网上预约挂号,医生搜索了几位治疗鼻炎的专家,发现主任、副主任的号两月内预约都已满,还有一位主治医生的预约尚有空缺,便给对方推荐过去。

 

结果,对方非但没一点感激,还有点责怪:一是觉得她没帮忙找人,二是觉得她轻视患者的需求。

 

医生感叹:这种算不算非理性的“刚需”?

 

她眼中挂专家号的“刚需”应该是:疑难或重症患者,患者往往已多方就医,对病情已有较全面了解或还存在疑问,选定了对症的专家,以帮助确诊或提出更恰当的治疗方案。

 

但目前不少人的就诊思维是——判断疾病可能对应的科室,询问这个专科的哪家医院最强,谁最厉害?只凭职称、名气,以及黄牛们脱口而出的高价,就觉得非“他”不可了。然后就奔着专家挂号而去,通常是无功而返,然后感慨“太难挂了”。

 

其实业内人往往更了解,医院里同一个科室的医生也分多种方向,同一个方向里也有个人专长。有些专家在某类疾病的一个分支上取得了突出性成就而格外有名,并拥有很高职称,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常规手术或用药经验上就能比长期驻扎一线的主治医生高出多少。是否体谅患者、是否长期驻扎一线,这些都与治疗水平息息相关。

 

广东名医林峰也给观见作者讲了件真事:他以前医院里有一位很牛的实习医生,挂他号的人,比科室里大专家的都多。什么原因?这个实习医生,把所有他的病人,分别带去找对应疾病最牛的医生请教,再帮助患者解决问题。后来这个医生成为了那个科的科主任。

 

林峰说,其实这个医生承担了“家庭医生”的角色。

 

无论是刚需,而是非理性需求,其需求实际上都可以通过一个好的家庭医生得到帮助。只是目前我国社区医生的水平还暂时无法得到这些患者的信任,地位也有待提高。不过改变已经在慢慢发生了。

 

 

【医院】

 

新的探索一直在进行。

 

挂号难是老问题,“黄牛”卖号也是老问题。如今,老问题出现了新变化——“高级黄牛”来了。部分移动医疗公司利用医生的“加号”权利,分一杯羹。在医院挂不上的号,在移动医疗平台上出高价就挂到了。

 

近几年,移动医疗概念炒得火热,医生如果不注册个APP都显得跟不上形势。但转眼间,有关部门一纸批文,明令严禁医生与商业公司合作挂号加号,要求卸载相关APP。议论声四起,是不是太“打压”医生了?加号,难道不是医生的权利吗?

 

站在医院的角度,管理是必然的。无论医生觉得劳动契约是否平等,在当前公立医院体制中,医生就是单位的一份子,必须由医院管理。

 

有内部文件要求:在一定限期内,所有此类行为的医务人员,要自行解除与商业公司的合作,除把商业公司的 APP 卸载,还要自查自纠,将个人情况包括合作商业公司的名称、合作内容、收取费用、解除合作时间等情况报备给所在单位。

 

但再想想,这种管理方式,是否过于简单粗暴了一些?

 

对医院而言,如此“一刀切”算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若想要细化管理,比如区分出医生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以外的时间,抑或区分工作地点,再来确定能不能用APP,这管理成本可就太大了。

 

也有新办法。北京已有公立医院尝试了医院“专家团队”的模式,即“名医”不再单独对外挂号,包括特需号,而是以“专家团队”模式接诊。患者须由团队内当日出诊医生进行首诊,经初诊筛查病情,需要者才能看专家。

 

初衷是好的,效果好不好,要等运行一段时间再做评价。相信其中初诊和分诊的过程会备受关注。毕竟,这一环决定了资源的分配,不能耽误“刚需”,更不能为“关系”或其他什么因素所左右。

 

 

【市场】

 

观见作者问过几位医生:关于挂号这件事,这些被追着挂号的“专家”们,到底有多少议价权?

 

回答归纳起来,基本都是——只要还在公立医院的系统里,就别想要议价权;医生想要议价权,只能在市场。

 

事实上,医改进行了这些年,近几年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医生内部——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离开体制。

 

开始还只是微博上的几位名人医生,再后来是各大医院都有医生悄然跳槽。最近中国医生集体联盟的风头正劲,一批希望自由执业的医生结成联盟,“抱团取暖”。

 

从只敢说“多点执业”到提出“自由执业”,从“医生集团”不被认可到在某地获得营业执照,可以想象的是,在不远的几年里,医生自由执业或将成为可能。

 

而随着部分民营医院品牌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开始转向体制外,公立医院的供求关系或许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至于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并不好说,因为不能确定的是患者的需求将流向何处。

 

就拿台湾医院的发展数据来看,公立医院病床占有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90%下降到2010年的34%,2010年公立医院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1%,民营医院市场占有率为69%。

 

也有人会担心,医疗若进入市场,对于那些只能用医保在公立医院看病的人来说,好的资源享受不到了,会不会变成“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这就回到了开始的那个讨论:到底是“刚需”,还是“非理性需求”?

 

有专家提出“双轨制”:大多数公立医院都是教学医院,大专家可以在公立医院以“教学”的形式来看病,或许患者的体验不会有在民营医院那么好,但至少有机会得到高质量的治疗;而在公立医院外,价格提高,以市场机制来调节。

 

而对一部分志向更为高远的医生们来说,走出“体制”,在乎的并不是那一份更丰裕、更阳光的收入,而是医生的个人价值能被社会重新审视。

 

这,也是我们所共同盼望的。